《启迪：本雅明文选》Pdf-Epub-Mobi-Txt-Azw3

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自60年代以来，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已毫无疑问地跻身于20世纪作者的行列。而在这一小群杰出人物之中，本雅明又属于更稀有、更卓尔不群的一类。对此，早在60年代末，当“本雅明热”横跨大西洋在北美登陆之际，汉娜 · 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在她为英文版《启迪》（Illuminations）所作的长篇导言中详加阐述。在80年代后期“文化热”期间，本雅明也已进入中国年轻一代学人的视野。《读书》杂志曾在1988至1989年间连载有关本雅明的介绍，《文学评论》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都发表了长篇、系统的评论文章；《世界电影》和《德国哲学》分别刊载了其名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历史哲学论纲》的中译，而本雅明的代表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亦作为“现代西方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于198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90年代又数次重印。从那时起，本雅明的名字，连同“震惊”、“灵晕”、“寓言”等等带有他独特标记的批评术语，就回荡在激进的文学、电影和理论批评文章之中，并同巨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碰撞出引人注目的思想火花。

十年后的今天，本雅明主要文章的合集终于同中文读者见面，但阅读的语境无疑已与80年代的大为不同。在“文化热”期间，本雅明是随同尼采、克尔凯郭尔、韦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阿多诺以及从俄国形式主义、阐释学直到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同抵达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这样一个爆炸性的理论话语空间自然同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更与80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和知识分子心态彼此呼应。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回应着当下的社会期待和想象，传达着“新时期”的集体欲望和政治热情（它们又都带有巨大的历史补偿的压力），它更多地成为80年代中国变革的一种此时此刻的文化表象和症候。相对而言，这一空间和表象体系本身内部的知识汲取、循环、积累和再生产机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在面对全新的20世纪晚期西方学术理论时，年轻一代的学人处在兴奋、震惊、焦虑、急迫的状态，往往没有条件和心情去耐心地梳理现当代西学的脉络，辨析其复杂的走向和演变，破解种种概念体系的内码，并进而把握它们外部的知识系谱学、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果是，80年代“文化热”虽然通过大规模的翻译、介绍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但却未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问题史框架，更没有为新的知识话语和文化表述方式找到其现实历史中的坐标和成熟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个语境里的本雅明，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情愫的象征、思想的姿态留在热情、诗意的读者的心目中。也就是说，80年代的本雅明（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群体）并没有超出其“文人”形象而给我们留下一个深远、宽广、严格的理论坐标。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历史境况和集体经验的特殊性使得中国读者能以令西方学者感到吃惊甚至难以接受的方式创造地阅读西方文本，并跨越西学内部不同理论传统和意识形态立场为我所用地选择和组合。80年代后期，对包括本雅明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接受，就常常同中国读者对德、法浪漫主义，存在主义和“诗化哲学”传统的“同情的理解”交融在一起。尽管在20世纪西学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批判立场同这些传统形成尖锐对立和长期争论，有时达到势不两立的白热化程度（比如阿多诺就宣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每一毛孔里都渗透着法西斯主义”），但在中文读者的“期待视野”里，这些不同的话语，却可以摆脱其具体语境中的理论和政治切关性，而诉诸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人文背景和思想旨趣。在80年代的特定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种种“存在论”的、“诗化”的、结构主义的，或者精神分析的理解，尽管有粗浅生硬之嫌，却都绕开了一般读者对庸俗、教条、公式化马克思主义的冷漠和反感，开启了年轻一代读者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新的知识学兴趣，从而为中国知识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有效地分析市场化、商品化、跨国资本主义及其文化、意识形态霸权作了初步的理论铺垫。事实上，自80年代中期“文化热”以来，西学引进最富成果、活力的几个方向，如阐释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可以看到西方理论同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现实问题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产生契合，从而产生出相对广泛、持久的影响。本雅明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作者在中文语境里的短短的接受史，只有放在这一知识社会学背景里，才有明确的意义。

然而，这种“据为己有”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西学内在纹理和意识形态含义的全面、透彻了解的基础上。同所有具有耀眼的个人风格的作者一样，本雅明的思路和行文只有在社会史和“形式史”（更不用说两者内部的众多潮流）的错综复杂的交汇点上，并作为这一特定局势的结晶才能被理解。若对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精神危机和魏玛共和国特定的阶级、社会和政治矛盾缺乏总体的把握，就可能会淡化本雅明和一大批欧洲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性和明确性（对于进步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选择的对立面只能是法西斯主义）；如果不了解本雅明作为德国犹太富商的儿子，在世纪之交迅速变成现代大都会的柏林度过的教养良好的童年，也许就无法把握他对“资产阶级世纪”的终其一生的研究兴趣和其中的精神分析意味；不了解中学时代的他在反叛布尔乔亚身世，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德国青年运动里的学生领袖角色，也许就会对他冷静、审慎分析中涌动的桀骜不驯和浪漫激情感到陌生（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日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概念》）；不了解他在弗莱堡、柏林、慕尼黑的游学时代所深受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训练和影响（以及日后他对这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和历史哲学传统的批判），也许就无法领会他的认识论批判方面的功力及其他在文化批判中的地位：不了解他在犹太宗教哲学、犹太神秘主义、甚至犹太复国主义方面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在此他同舒勒姆的思想交流和终生友谊尤为关键），就会觉得他行文中常常出现的犹太文化、宗教、神学和法律术语诡谲而神秘；不了解他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先锋派电影等现代主义流派特别是布莱希特的戏剧实验及其理论的贴切领悟和相当程度上的参与，就会低估本雅明艺术、美学理论上强烈的先锋派倾向，即在形式和政治两方面的激进性。可以说，在他自己的著作和大量书信里，本雅明对几乎所有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重大问题和潮流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回应。而他的写作，也正应该放在这个还原的历史语境里来审视。

如果在80年代，把不同的思想传统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的做法还可以原谅的话，在90年代，中国学人就没有任何托词再继续那种仅凭社会心理支撑的、粗放性的读书思考方式。那种从不加反思的个人体验和集体欲望出发，将西方理论话语的一鳞半爪拿来当作表达或形式的权宜之计的做法，无论其意象和术语多么新奇险怪，在90年代已难激起读者的兴趣，甚至无法赢得他们的尊重。那种不顾学术、理论问题的内在关联，只用“激进、自由、保守”划界的陋习，同无视学术的社会政治内涵和意识形态倾向，一味讲求 “纯学术”和形而上“哲理”的怪癖，一样误人子弟。在严肃的学术探讨内部，这只会造成空疏、混乱和简单化的弊病。最终离开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理论创造，任何方式的搬弄西方“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潮”都会沦为一种不关痛痒的“私人话语”，或是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或市场上流通的新的文化资本（或不如说是资本的新的文化符号）。

早在80年代，新一代中国学人就已认识到西学讨论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后的今天，也许更需要强调，深入、细致、批判地研读“西学”是形成和阐明当代中国的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的社会财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再分配正在造成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理论和学术讨论必然通过知识生产领域日益发达的自律性和内部分工来反映、回馈社会政治领域的分化。在这样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面前，“西学”再也不可能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中立的观念符号仓库；也就是说，其自身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必将通过与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撞击而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不

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已毫无疑问地跻身于二十世纪作者的行列。而在这一小群杰出人物之中，本雅明又属于更稀有、更卓尔不群的一类。对此，早在六十年代末，当“本雅明热”横跨大西洋在北美登陆之际，汉娜·阿伦特就在她为英文版《启迪：本雅明文选》所作的长篇导言中详加阐述。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我的生活分享 » 《启迪：本雅明文选》Pdf-Epub-Mobi-Txt-Azw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