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说到了“《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王海明PDF高清完整电子版百度云可下载”，本期我们说说《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陈元 黄益平PDF高清完整电子版百度云可下载。
精彩摘抄
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趟出的一条道路，也是合理的选择。重温国有银行股改历史，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对于指导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服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40 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积累的矛盾也不容忽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我们有必要在充分肯定 40 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从金融视角出发，对开放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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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通过渐进式推进的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试水到自觉的历程。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决策者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开放战略，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者简介
陈元：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内容简介
40年来，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崭新的奇迹。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贡献者，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业也在4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与金融改革开放的推进密不可分。
本书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常务理事、学术顾问等，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现代货币与财政政策框架构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的深入思考和总结，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磅之作。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风雨兼程40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之路
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成果与热议纷争
开发性金融：从“芜湖模式”到“一带一路”
我国保险业复业40年的改革历程及经验教训
从传统业务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保险业转型升级之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史与前瞻
基金业在改革中发展 在开放中壮大
我国外汇市场发展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第二章 波浪式前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既特殊又不特殊”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
从金融视角回顾中国的开放之路
金融如何开放？ ——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人民币加入SDR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金融视角
复盘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出笼
第三章 艰辛的探索：构建现代货币与财政政策框架货币政策框架的前世今生
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历史及评价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程
财政改革40年：基于公共风险变化的多维观察
第四章 从追随者到领头羊：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理解金融科技发展的三个视角
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
绿色金融的中国发展之路及国际影响力
我国绿色金融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沿革
跋
时光的刻痕
后记
制度、包容、活力——纪念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十周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机构成员名单
前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创立十周年。论坛秘书处邀请论坛成员和学术顾问撰文回顾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历程、展望未来，既是对改革开放40 周年的纪念，也是共同庆祝论坛走过第一个十年。
2008 年4 月12 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北京成立。当时，全球金融危机正逐步走向深渊，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也不断放缓。从成立之日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就矢志做中国最好的金融专业智库。十年来，论坛成员们牺牲了无数的周末休息时间，闭门研讨有关中国金融市场与政策的问题。从金融体制改革到金融业开放、从货币政策到汇率政策、从影子银行风险防范到资本市场改革，论坛成员们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发出了声音、提出了政策主张，其中一些政策建议为金融主管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此同时，论坛也经常性地受到决策部门的委托，组织各类政策研讨与沙盘推演。发展至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许多成员与学术顾问对中国金融改革的观察与影响在论坛成立之前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始于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在随后的40 年间，中国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产生了严重的风险。
也许是个巧合，如果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成立为界，我们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2008 年之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投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不断走高、消费疲软，金融部门虽然发生了不少风险因素，但总体保持了稳定。而2008 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发生，国际收支已经相对平衡，消费则已经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主力，与此同时，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最大的挑战之一。
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其他中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有不少独特之处。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机构种类齐全、数量繁多，金融资产的规模也非常庞大。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几乎应有尽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都名列世界前茅，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全世界排在第三位。即便是国内发展相对滞后的股票与债券市场，其市值在全球也分别排在第二与第三位。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金融市场中最为欠缺的可能是衍生品市场。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尚不能在金融资源的定价和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部门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的干预还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由国家控股。简单地概括，在改革开放的40 年间，中国建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但政府对这个部门的干预程度仍然很高。
这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特别难得的是，本书的很多作者都是这些改革的亲历者。他们用第一手的资料为我们讲述商业银行是怎样从一个单一机构演变成今天这个庞大的部门，银行的商业化改造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与变迁；资本市场如何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地走过各种困境，化身为今天市值巨大但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各种交易平台；货币政策怎样从原来的直接控制变成间接调控，又如何从数量调控走向价格调控；汇率政策、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又走过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改革与调整阶段。
当然，理解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特别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确实还有许多尚未完成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部门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但质量还有待提高。几乎在所有改革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今天中国不少商业银行的利润量也很可观，但利润率并不高。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些商业银行改造成高质量的金融机构？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有人认为需要加强外部竞争，还有人认为必须实行产权改革、降低国有控股的比例。中国的资本市场如何才能成为有效的价格发现工具、政策传导的载体以及风险管理的手段？有人认为需要进一步放松政府对资本市场特别是发行与定价的干预，有人认为应该增加机构投资者，还有人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外开放上。货币政策应该转向什么样的新框架？包括决策过程、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以及政策规则。有人认为央行应该尽量独立，有人认为未来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仍然需要配合。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成员、学术顾问、理事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这十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学界、业界和政府的专家集中在一起交锋、切磋，试图达成一定的共识，并提出既有理论逻辑性又有实践可行性的政策建议。通过本书的编写，我们也同样希望达成这样一个目的，即充分阐述各自的见解，明确共同点与分歧点，尽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共同推动中国金融的下一步改革。
我特别要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各位成员与学术顾问、理事，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文章、参与讨论。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十年来始终如一，勤勤恳恳、十分周到地安排各项活动，包括闭门研讨、课题研究、公开论坛，以及各种形式的对内沟通和对外交流，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没有全体工作人员十年来的辛勤付出，就不会有今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所取得的成就。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2018 年9 月20 日。
后记
制度、包容、活力——纪念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十周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自2008年4月12日成立至今已有十年。论坛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在政策、学术、行业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研究机构，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从论坛的规模到研究的深度，论坛都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中国众多民间智库中，凸显其优势。在论坛十周年之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总结论坛特点和优势，不仅有利于自身继续发展，而且也会对其他类似组织有所启发。
从2008年4月至2011年4月的三年中，谢平担任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席。自2011年4月至2017年4月的六年中，我担任了两届学术委员会主席。自2017年4月以来，黄益平担任第四届学术委员会主席。回顾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展的十年，特别是根据我担任六年学术委员会主席的经历，我提出三条论坛的特点和优势，即制度、包容、活力，在此与大家分享。我希望今后论坛能够保持并进一步发扬这些优势。
制度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以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为己任。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中国金融事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代。中国的银行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出纳到如今的市场经济中的商业银行，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快速成长，我们这一代人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伴随着制度建设，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框架的制度建设，以及相关的公司治理的制度建设。我们理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们也是制度建设的学习者和探索者。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展过程中，我们把推动金融制度建设的思路也运用到论坛自身的制度建设中。非常幸运的是，正是因为论坛同仁们对制度安排重要性和机制设计的理解，这个建设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制度是保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十年来，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地对论坛《章程》进行修改和完善。论坛按照《章程》定期开会，到期换届，平稳运行，充满活力。
经过十年的探索，论坛的制度日趋完善，目前，论坛在组织结构上可以理解为有以下三层：
第一层是论坛参加者。论坛参加者包括成员、理事、学术顾问三类。其中成员和学术顾问是论坛的学术研究主体，理事多是来自金融商业机构，他们既是研究的受众，也是论坛的财务支持者。
第二层是论坛决策层。在组织制度的建设上，论坛建立了常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监事会的架构。论坛《章程》确定了常务理事会负责决策、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监事会负责监督的有效分权机制。自2015年起，论坛每年请普华永道、毕马威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对论坛财务报告进行外部审计，保障论坛运营合规、合理、有效。
第三层是论坛执行层。论坛的执行机构是秘书处，在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负责论坛日常运行。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是论坛的常设机构，设有编辑部、会议部、研究部、国际交流与合作部、公共事务部等部门，为整个论坛体系做支撑。
但这并不是论坛最开始时的治理结构。在论坛初建时，论坛的治理结构是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主席是蒋超良，学术委员会主席是谢平。第二届理事会主席是陈元，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我。由于理事单位很多，理事会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决策机构。所以在运行中，实际的决策权就都集中于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委员会就成为事实上的唯一决策机构。比如在操作中，学术委员会需要领导秘书处。
我们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最优的治理结构。由于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学者，他们或是高校、研究机构、商业机构中的研究者，或是政府中的学者型官员，他们的专长是学术。另外，权力过于集中并不利于论坛的运行，这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原理。因此，这个治理结构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当然，改革的一个难点是它需要由学术委员会来推动，而改革的结果是削弱学术委员会自身的权力。如果从学术委员会本身的权力来讲，这个改革很难推动。不过如果是站在论坛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站在论坛能够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大目标上来看，学术委员会就应该积极推动这个改革。
在我担任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个任期内，学术委员会经过讨论，形成一致意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论坛必须尽快完善治理结构。这项工作在论坛成立五周年之际的2013年启动并完成。
在2013年1月5日召开的第15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学术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优化论坛治理结构”的决定：鉴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五年来取得的成绩，为进一步巩固成果、完善治理结构，学术委员会建议修改《章程》相关规定，于3月中下旬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后，提交金融四十人大会全体成员表决。
在2013年3月17日召开的第16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学术委员会提出了常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监事会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由常务理事会领导。学术委员会根据这个框架提出了修改论坛《章程》的建议，并提请在4月召开的金融四十人年会全体大会上表决。
论坛治理结构优化建议的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金融四十人大会由学术顾问、理事、正式成员构成。大会参加者可对论坛重大事项发表建议，但只有论坛正式成员有权就《章程》制定与修改、常务理事会选举、学术委员会选举、监事会选举进行投票表决。
第二，常务理事会是论坛的最高权力机构，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会主席由全体正式成员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任免秘书长，审核年度预算，考核秘书处年度工作业绩，制定论坛发展规划，募集研究经费。
第三，学术委员会负责论坛的学术领导和管理工作。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全体正式成员选举产生，学术委员会主席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学术委员会每一季度（全体大会召开季度除外）召开一次会议。
第四，监事会负责审核论坛财务，对学术委员会主席、秘书长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监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监事会纪要须报送全体常务理事审阅。
第五，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负责论坛日常运行。秘书处年度工作汇报报送常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审阅。
在2013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六次论坛年会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论坛《章程》的修改。这次修改论坛《章程》获得了论坛参与者的广泛认可，为论坛之后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在2014年学术委员会换届时，论坛成员又推选我连任下一届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此之后，学术委员会又对自身的制度建设进一步细化。在2016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26次学术委员会上，又增加了差额选举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规定：由学术委员会提名7位学术委员候选人，由金融四十人大会投票选出其中6位作为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之后又规定了学术委员会主席最多连任两届。
学术委员会以身作则，严格按照《章程》规定运作。从2008年4月论坛成立至2018年4月的十年中，共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30次，除了每年4月的全体会议之外，每个季度一次，每年三次，从未间断。
论坛完善的治理结构决定了论坛能够高效、透明、持续地运转。十年来，论坛的绝大部分资源都用于支持研究研讨活动及论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论坛得以实现在上海、天津和青岛的实体机构布局，并形成了“四十人”和“新金融”两大实体智库系列，分别聚焦宏观经济金融与新金融领域的研究。
包容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十年发展历程中，“包容”成为一个重要特色。其中有两类包容：一是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学界、政界、业界之间的广泛、深入和频繁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与国际上的著名智库形成了定期、紧密的交流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之上的。
无论是论坛成员，还是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都包括了来自学界、政界、业界的有志于经济金融理论、应用，特别是政策研究的人员。这种参与范围和参与度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来自各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工作使命：学者的导向是发表研究成果，政府官员是为了制定和贯彻政策，而商业机构的研究人员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当然，他们也有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搞清楚金融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在发达国家，学术界发展成熟，通常是自成象牙塔，与政界和业界的联系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够紧密。而业界与政界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在法律框架下业界在国会的“游说”活动。当然，发达国家有很高水平的智库，不过这些智库往往是全时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机构，是“封闭式”的。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开放式的。从形式上看，我们的论坛与美国的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有些相似。不过，从论坛组织的活动来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活动更加频繁，研究互动更为深入。
这种跨学界、政界、业界的包容性有一定的中国国情因素。中国学界、政界、业界研究水平的提升几乎是同步的，都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进步的。虽然论坛的参与者来自各界，但是他们都是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一起学习和成长的。在此期间，各界的流动很常见，有些人在三个领域都工作过。因此，论坛参加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学术之间的关系，远比发达国家中类似群体之间的关系要密切。
除了时代特点之外，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组织特征也是一个因素。中国的精英阶层比较紧密和集中，特别是北京集中了最多的精英，尤其是经济和金融精英。再加上中国国家组织的特征，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也是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
论坛有意识地保持来自学界、政界、商界参与者的平衡，避免某一领域的人员过多。在2016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26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学术委员会发现了潜在不平衡的问题，就决定来自政府、学界和商界的正式成员的比例应该大体维持在2∶1∶1，而且也对来自单一机构的正式成员数量做了限制。
包容也体现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国际交流合作需要包容的心态。各国有各国的利益，其中当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同时，各国之间又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这些共同利益非常之大。如果没有包容的心态，总是用“阴谋论”看问题，视经济或金融为零和游戏，那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于2008年4月，正值全球金融危机酝酿爆发。中国亟须深入了解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政策变动，而国际社会也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好奇，极度渴望聆听来自中方的学者、市场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前政府官员的声音。因此自成立之初，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就有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强烈愿望。
“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是目前中美两国经济金融领域最高端、最稳定的民间交流机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的合作始于2012年。2012年4月23—28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PIIE在京沪两地举办了首届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PIIE派出了自其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即将出任所长的亚当？珀森（Adam Posen）、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尼古拉斯？罗迪（Nicholas Lardy）等经济学家。迄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PIIE已连续七年在北京、纽约、华盛顿等地每年举办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得到了中美双方专家的广泛参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近年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加快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步伐。在与PIIE合作的基础上，论坛与国际顶尖智库、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形成了稳定而富有成果的交流机制，除了PIIE外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鲁金斯学会、EURO50（欧洲50人论坛）、CIGI（加拿大国际经济治理创新中心）、NRI（野村综合研究所）、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新加坡金管局等。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还成为国际知名政要和学者演讲、交流的重要平台，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亨利？保尔森、保罗？沃尔克、杰罗姆？鲍威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宾塞等。
曾经参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学者如此评价：“在官方的沟通交流管道之外，国内外的学者和独立研究人员、卸任高官以及市场参与者都需要一个兼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民间沟通管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牵头开展的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活力
从2007年筹备期的管涛、钟伟、陆磊3位成员，到2008年成立之初的40位创始成员，论坛的研究平台上聚集了金融界体制内外各类机构308位成员、学术顾问和理事。截至2018年4月，论坛及相关机构的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共计142家，不仅为论坛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务基础，也为论坛形成了良好的智库生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活力，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活力。这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有别于国内其他论坛的重要特征。十年前开始组织这个论坛时，论坛的主体成员是40岁左右的研究人员。此后，在保留资深人员的同时，论坛大力吸纳年轻研究者，还特别组织青年论坛等活动。
论坛能够保持活力，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其他类似组织不具备的，是论坛《章程》中有成员竞争和流动机制的规定，以及论坛参与人员对这个机制的认同和论坛学术委员会的严格执行。学术委员会的重要职责是根据《章程》考核成员，对所有成员的贡献定期做出评估，对不活跃或未能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成员实行流动。这是论坛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论坛《章程》规定成员分为正式成员、特邀成员两种。如果不符合参会要求（至少一年一次）和提交论文要求（至少一年一篇），或连续两年没有参会，正式成员就被降为特邀成员。如果特邀成员不符合参会要求（至少一年一次）和提交论文要求（至少一年一篇），就会被要求退出论坛。来自商业机构的正式成员还需要同时满足作为理事单位交纳会费的要求，不然也要被降级，甚至被要求退出论坛。正式成员如果年龄超过60岁，必须退出正式成员，或成为学术顾问，或成为资深研究员。理事单位或会员单位如果没有按时交纳会费，也会被要求退出论坛。学术委员会也有退出机制：如果一年内两次缺席会议，将会被要求退出学术委员会。自2017年起，论坛学术顾问也有聘期，每届聘期为三年，每三年续聘一次。这个流动机制的严格执行是保证论坛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十年来，学术委员会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根据学术委员会会议记录，在过去十年的30次会议中，共有29人次被从正式成员降为特邀成员，有43人次被退出论坛。到论坛成立十周年时，仅有14位创始成员在列正式成员或学术顾问、高级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也根据《章程》接纳新的正式成员。根据《章程》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在成为正式成员之前要先成为特邀成员，并根据表现转为正式成员。在过去的十年中，在2008年40位正式成员的基础上，共有45人次被接受为正式成员，有84人次被接受为特邀成员。
论坛能够实现这种程度的流动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圈子很小，参与论坛的人员之间的关系都很近。特别是还有不少参与者是政府官员，有的官位很高。能否一律执行流动规则，是一项挑战性非常大的工作。一些其他类似组织，虽然也有规定，但是很难落实到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能够坚持严格的流动机制，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秘书处的执行力，为学术委员会安排日程并提供准确信息。二是学术委员会的原则性，坚决按照制度办事。三是常务理事会、监事会对学术委员会和秘书处的有力支持。这是论坛能够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
2008—2018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十年的时间并不长，但论坛在十年中的成长历程是值得我们回忆和总结的。在我看来，制度、包容、活力这三条是值得我们这个论坛自豪的三个特点，也是论坛的三个优势。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步入第二个十年之际，我提出这三条来与同仁们共勉。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第二、三届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06—2018 年）钱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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