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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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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盛的王朝与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998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在线试读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内容介绍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细节图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残酷、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中进行一番审视，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历史性意义。 郡县制度日后成为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 军爵制度让有野心的孔武之人有机会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部分地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商鞅采用的是“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他将文人、商人、有技艺的人统统视为“国害”。有一次，他在渭河边论法，一口气就杀了七百余人，导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不喜欢反对他的人，甚至也讨厌赞美他的人，在当初的朝堂大辩论中，他就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也就是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辩驳。司马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变法过半，一些先前反对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赞美变法，商鞅说，这些都是“乱化之民”，于是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城，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国事了。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合理体现。 在经济模式上，商鞅试验的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商鞅变法中所推行的众多制度，如郡县制、军爵制、“农战立国”战略，乃至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都不是由商鞅发明的，不过却光大于他，并进行了系统性的、长期而有效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商鞅治理秦国正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不能够富足。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认为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他还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理想，他没有具体的办法。道家的老子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与儒家、道家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唯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贤德与否，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人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商鞅则走到了“强国贫民”的。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充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这当然就是“反智”和“愚民”了。 商鞅的这种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然而却并非没有效尤者——他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在了下来，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的善政。 作者介绍 吴晓波 着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着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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